1、蒙藏旧事

（蒙藏学校创办）

1913年在北京创办 全国第一所民族学校

1911年10月10日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结束了，中国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12月19日孙中山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建立临时政府，民国纪年从此使用。但辛亥革命是不彻底的，袁世凯窃取了大总统职位，在北京建立了北洋军阀政府。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也是不稳定的，各地军阀割据，摩擦、战事屡屡不止。

1911年12月16日哲布尊丹巴宣布成立“大蒙古国”后，内蒙向何处去？成为必须立即回答的问题。某些外国势力或明或暗，煽动内蒙独立。内蒙蒙古族人民维护祖国统一的意愿自不待言，东部蒙古王公、洮南蒙古王公、西部蒙古王公也先后开会，宣布响附民国，赞成共和。加强边疆稳定，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成为社会的共识。

在西南边疆，我国西藏的安全也面临着威胁。外国先后于1888和1903年先后两次发动了对西藏的侵略战争，均因遭到西藏人民的英勇抵抗而未能得逞。辛亥革命前后，外国从直接入侵转为采取收买西藏上层势力进行分裂活动的手法，煽动西藏“独立”。1912年6月，中央政府下令部分川滇军队进驻西藏，外国也横加指责。

辛亥革命五族共和、民族平等、民族统一是孙中山创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基础，境内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成员之一，不是“藩族”，在设置官署时，不设“理藩部”，边疆民族事务由内务部新设的蒙藏事务处管理。

鉴于当时形势，1912年9月蒙藏事务处从内务部划出设为独立机关，称蒙藏事务局，隶属于国务总理。内蒙古卓索图盟盟长贡桑诺尔布亲王被调到北京，担任总裁。

贡桑诺尔布到北京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力促几位蒙古族议员提议政府在北京创办“蒙藏学堂”。贡桑诺尔布认为，少数民族之所以落后，根本原因在于文化的落后。必须创办学校，培养人才，经济才能改善，政治才能稳定，边疆才能巩固，民族才能进步。

当时边疆反分裂斗争任务艰巨，创办一所面向全国招生的民族学校，加紧少数民族人才培养，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改善少数民族民生，成为各界的共识。于是，创办民族学校的创议，很快得到政府同意，交由蒙藏事务局筹办。教育部在核准时，依据1912年《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中“从前各项学堂，均改称学校”的规定，定名为蒙藏学校。1913年教育部正式公布了《蒙藏学校章程》。

1913年3月，学校正式开学。

蒙藏学校1918年升格专门学校 第一所全国民族大专学校

（升格过程）

蒙藏学校要办成专门学校性质的高等教育文化机关，这是1913年创办时就有的设想。《蒙藏学校章程》第五条写道，“本校先设预备科，俟毕业后另行开办专门科”。

1917年9月，在预备科毕业前半年，达寿就以《本校筹办法律政治经济专科》为题呈文蒙藏院，说：“本校之设，原以开发蒙藏青海人民学识，增进文化，先导以普通教育，继则研究专门学术，使其程度与内地人民同等，共担国家社会事务，永泯种族(指民族)界限，实行共和真谛。用意良美，实深钦佩。近来蒙藏风气已开，服官考试已与内地一律。苟不研求专门学术，仍无应试高等官吏之资格。是以今兹开办专科，斟酌情形，当以先办政治经济专科为要。讲授法政，毋须实验，一切费用较之办理他项专科为省。况基础既立，将来若拟开办他项专科，图成亦易。唯现值国库支绌，预算綦严，增加经费，固知困难，但此专科既为校章规定，且已宣布。设因经费问题致有停顿，则此项预科毕业人员无所归着，且与设学本旨相违。”并报了预算和教授科目表。

蒙藏院将达寿呈文转教育部查核，教育部于1918年1月批复说：“察该校所定功课表杂采本部法政专门学校法律政治经济专科而成，恐有博而不精之弊。又察该校预备科课程系照中学编定，而该项生毕业之后升入专科，自当先设预科。而该校乃定为三年毕业，实与本部定章不符，请院转咨该校酌改办法，添设预科，并参照本部法校规程内法律与政治经济一科另行编订适宜课程，送部复核。”

1918年2月，教育部对蒙藏学校添办预科及新订法律专科课程表进行复核，批复称：“该校此次所订课程及预科、本科年限尚与本部法政专门学校规程相符，自当准予照办。”

蒙藏学校预备科教授科目和修业年限全照教育部所定中学校章程办理，为避免与4月间将开办的法律预科相混，从1918年3月起，预备科改名为中学科。

3月底，中学科第一班桂祥等25名毕业生领到了盖有蒙藏院钤印的毕业证书，全部升入法律预科。

4月14日，中学科第一班毕业典礼暨法律预科开学典礼合并举行，蒙藏院总裁贡桑诺尔布、副总裁荣勋和一些在京的蒙古王公都来到毓公府，实为隆重。

从此，学校改名为蒙藏专门学校，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所全国民族大专学校。这时候，蒙藏专门学校包括专门科和中学部，成为包含两个层次教学的学校。名称上全名叫蒙藏专门学校，习惯上也简称为蒙专，或蒙藏学校。

蒙藏学校学生参加“五四”，游行大示威o:p>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胜国，在巴黎召开了所谓“和平会议”。这次“和会”名义上是为了拟订对德和约，“建立战后世界和平”，实质上是一个由美、英、法、意、日等帝国主义把持的分赃会议。中国也是战胜国，是巴黎和会成员之一。参加会议的中国代表，在人民舆论的压力下，在“和会”上提出了废除列强在华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和归还租界等七项“希望条件”，以及取消“二十一条”和收回在大战期间被日本乘机夺去的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等要求。

4月30日，巴黎和会无理地拒绝了中国人民的正当要求，决定承认日本对我国青岛的占领，并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让与日本；对于取消日本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二十一条”的要求，则借口不在讨论范围之内而置之不理。帝国主义豺狼的狰狞面目暴露了，威尔逊的“公理”、“正义”、“平等”等等漂亮词句戳穿了，这就促使中国广大爱国的知识分子对帝国主义的幻想破灭了。帝国主义背信弃义、卑鄙无耻的行为，使人们认识到只有依靠自己，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一切帝国主义都是一丘之貉。

5月1日清晨，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了北京。激起了北京大学等校青年的激愤。

北京学生愤然走上街头，爆发了五四运动。

5月3日晚上，蒙专学生荣耀先等到北京北河沿的北京大学三院礼堂参加北京大学、高师、工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等校学生代表的集会。会上北京大学学生激情的爱国演说深深打动大家的心，都深有同感，特别是进步记者邵飘萍的讲话：“现在民族命运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挽救，而只有沦亡了。北大是全国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各校同学就再也不能平静了，决心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要求“拒绝和约签字”、“保我主权”、“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

5月4日上午，蒙专学生推举荣耀先为代表，参加在法政专门学校召开的各校学生代表会，由北京大学、北京工业专门学校、高等师范学校、蒙藏专门学校等十三所学校的代表参加。会议一致决定立即行动，上街游行。会后，各学校代表便迅速返校，准备下午的游行。

4日下午，蒙专学生130多人在荣耀先、王祥、巴文俊、鲍仁山、张良翰、陈福元、孟志忠等带领下，走出校门，从西单牌楼，列队东行，与北大、高师、工专、农专、法政及朝阳大学等13所大专学校学生共3000余人，在天安门集会，抗议帝国主义在巴黎和会上对中国问题的决定。学生们手持各种各样的小旗，旗上写着“废除二十一条”、“还我青岛”、“保我主权”、“拒绝和约签字”等爱国口号。

大会后，数千人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向东交民巷使馆区前进。中国军警阻止游行队伍进入使馆区，学生们忍无可忍地折回往北，直奔曹汝霖(北洋军阀政府的交通总长，“二十一条”签订时的外交次长)住处赵家楼。沿途高呼“打倒卖国贼”的口号，群众自动加入游行队伍。到了赵家楼胡同，曹宅铁门紧闭，学生们不仅将标语和纸旗纷纷抛入院内，还有几个人跃上院墙，北京大学学生匡互生带头跃上，跳进院内，打开大门，游行群众像潮水般地涌了进去。曹汝霖躲藏起来，正在曹宅而未及藏匿的章宗祥(驻日公使，将山东权利让给日本的签字者)被学生认出，挨了一顿痛打。而后，学生放火烧了曹宅。

2、民附记忆

开国大典上毛泽东欢呼蒙藏青年们万岁 领袖深情感人心

1949年9月底同学们就为开国大典作准备，糊灯笼，学秧歌舞，在操场上编队排列，忙得不亦乐乎。9月30日，上级通知灯笼等物不能带到天安门广场，只能带旗帜和锣鼓。于是，大家又一通忙着准备旗帜和锣鼓。晚上，老师吩咐熄灯后早点休息，但大家都异常兴奋，怎么也睡不着，纷纷议论着第二天将能见到哪些领导。早上5点钟，同学们就起了床，匆匆吃了饭，每人拿着两个馒头、一点榨菜和一个鸡蛋，列队向天安门广场出发。队伍在离天安门不远的集合地点等候。同学们真希望很快就进入天安门广场，然而，大典举行的时间还没到，同学们只好耐心等待。几个小时后，队伍终于进入了天安门广场，大典开始了。这是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同学们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朱副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兴奋之情难以言表，同学们不断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看到了他们，因为前面几排的同学都穿着民族服装，很显眼。毛主席问身旁的彭真：这是哪个学校的？毛主席得到回答后很激动，随即欢呼：“蒙藏青年们万岁！”

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和繁荣贡献卓著

1950年国庆一周年，西南民族观礼团向中央请求加快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点名要蒙藏学校向西南地区各民族招生。李维汉、乌兰夫根据毛主席、周总理指示，精心筹备，1951年6月11日建立中央民族学院，同日，教育部发文，蒙藏学校与中央民院合并，称中央民族学院附中，面向全国各民族招生，由中央民委直接领导。全部享受公费，住宿、伙食、服装全部供给，公费医疗，每月发几元零用钱，在北京参加高考，优先录取，部分保送。

建国初期，逃到缅甸的国民党军队李弥残部屡屡侵扰云南边疆，边疆不得安宁，人心混乱，急需干部，1955年附中奉命在开办普通班的同时，开办云南班，把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的学生都招来，教师把着手教，循循善诱，学生学业有进步，毕业后，或者直升民族学院，或者回边疆工作。以后，多次办云南班，为云南边疆的稳定和繁荣培养人才。

1957年，各民族地区又强烈反映缺医少药，严重危害人民健康，中央民委、教育部、卫生部鉴于民族地区文化落后，医学院难以招齐各族合格新生，联合在附中开办了两届医预班（普通班照常招），在附中学习三年，直升北京医学院（今北京大学医学部），为民族地区输送了一批高级医学人才，推动了民族地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为边疆的稳定和繁荣贡献良多。

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附中所有藏族生全部赴藏，参加平叛和建设。其中，伊希多吉在战斗中因寡不敌众，被叛匪捉住，他守口如瓶，不泄露解放军任何信息，即使被挖肠破肚，也坚贞不屈，直至牺牲。附中当时所有回藏赴藏同学在工作中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埋头苦干，追求卓越，几年后就成了司局级干部。此后，附中多次办西藏班，培养了大量的藏族知识分子，对西藏的稳定和繁荣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62年，新疆发生“伊犁塔城事件”，出现了居民外逃现象。为了稳定边疆，1964年，中央民委、教育部根据中央指示，决定从新疆选送少数民族优秀小学毕业生到附中学习，接受高素质的完全中学教育，为大学输送更优秀的合格新生。为此，附中办了新疆班，从初一教起。这些新疆学生后来回到新疆参加建设，个个表现不凡，很多人成了单位的骨干，其中有的当上了自治区副主席。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动乱，西藏拉萨也出现骚乱，附中在新华社西藏分社工作的8位校友不顾危险，到街头骚乱者中间了解情况，在第一时间向总社发“内参”，为中央正确决策及时提供了准确材料。

2008年3月14日在拉萨发生的打砸抢烧事件中，他们英勇无畏，深入现场，做了及时、客观、准确的报道，为“正确引导国内舆论，有效影响国际舆论”，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之，为民族地区的稳定、发展和繁荣，为边疆地区反分裂、反颠覆、反渗透斗争，附中常常受中央指示调整招生方向，培养边疆急需的民族人才，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3、岁月情缘（95、百年情缘摘要）

贡王与国立蒙藏学校

——往事忆旧

满琳（蒙古族1955届）

据媒体报道，位于西城区小石虎胡同33号的民族大世界商场贴出腾退安置公告，标志着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国立蒙藏学校的保护修缮工作正式启动。1913年，蒙古王公贡桑诺尔布在北京创办蒙藏学校，招收各地蒙古学生进京入学。1923年至1926年间，蒙藏学校成为北京转播马列主义的场所之一。应本报之邀，贡桑诺尔布外孙女满琳撰写了关于贡王与国立蒙藏学校的回忆文章。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为了改进边疆少数民族教育落后现状，蒙古王公贡桑诺尔布（以下简称贡王）在进京担任蒙藏事务局总裁时，首先提议设立蒙藏学堂。他感叹道：“如不及时兴办民族教育，启迪民智，则蒙古民族将不能存在。”在他的努力下，1913年初，蒙藏事务局获准在京创办“蒙藏学堂”，贡王把咸安宫学、唐古忒学、托忒学、蒙古学四所学堂合并，在此基础上扩充、改造，创建了蒙藏学堂。

根据1912年《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中“从前各项学堂，均改称学校”的规定，定名为蒙藏学校。1913年民国教育部正式公布了《蒙藏学校章程》。蒙藏学校由蒙藏事务局管辖，课程设置、考试权属教育部，招生对象是蒙藏族子弟，实行全部公费。边疆学生进京路途费用都给予报销。

学校经费由蒙藏局列入预算，由财政部发放。开始有37名学生，校址一开始位于西皇城根西南角转马台，租孙家花园为校址，1916年10月迁至石虎胡同。这里曾在明初为常州会馆，清初为吴三桂之子吴应熊的府邸。后来经过争取，石虎胡同的院落正式作为蒙藏专门学校永久地址。

1923年秋，李大钊等人来校开展革命工作。1924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批蒙古族党员在此组建了第一个少数民族党支部。贾王创办的蒙藏学校，不仅是培养少数民族人才的学校，也是共产党人宣传革命理论和培养革命干部的阵地。

贡王生于1872年6月14日，是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亲王。侯志在《贡桑诺尔布的科教思想》中评价：“举世闻名的贡王名声之所以经久不衰，就在于喀喇沁旗民们都尝过他的甘甜，并多代受益，特别是崇正文学堂、守正武学堂、毓正女学堂三学堂的学生都成为国家的栋梁，受益于一生，他们有光明前途，是各行各业的佼佼者。”“贡王以他满腔热血，视民如命，为出人才，为强旗富民，不惜卖掉自己的家产，用于旗务事业，繁荣了旗民，苦寒了自己的后半生，在成就事业中所借的外债压得他喘不过气来，郁郁不乐，操劳了多半生的贡王59岁时因脑溢血离世。”

从1905年开始，贡王为了振兴蒙古文化事业，前后从崇正学堂、毓正女学堂派出官费留学生多人，他们有的在东京实践女学堂、东京农科大学、千叶县医科大学等学习。

新中国成立后，蒙藏学校改为中央民族学院附中，1953年，我15岁离开父母，只身一人离开新疆，来到北京，在中央民族学院附中读高中。1956年从民院附中毕业，考入北京地质学院（今中国地质大学）。1961年毕业分配到新疆大学任教，1980.年特招入伍，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从空军某学院退休。

蒙藏学校情缘

多淑秀（蒙古族1937届）

近接母校校史简讯非常高兴。读完简讯使人浮想联翩，似乎回到三十年代：女生宿舍前的大枣树，东院的柿子树，藤萝架，假山上的小亭子等等都显现在脑海中。回忆我们当年在大操场上打篮球，想起女同学荣令娴、经瑞霞、荷丽西、博志西、赵兰西、赵世芳、徐纯贞、徐静贞、王乃珍、黄桂芳、孟水晶、乌兰、韩超英、李文云、荣仲娴等同学来。夏天晚上我们在大操场乘凉，萤火虫在远处时隐时现地飞着。有的同学吓唬我们说那是鬼火，大家一下子都挤在一起抱成一团。当发现是萤火虫时，又都放声大笑起来。成吉思汗大祭时我曾演过话剧，还真的入戏哭了，观众也流泪了。我们还活蹦乱跳地表演过“麻雀与小孩”。清晨同学们比谁起得早，赶快到教室里、假山上念英语。晚自习是那么认真的做作业，课余又玩个痛快。

蒙藏学校那时走堂子胡同（北门），将出校门的影壁上挂着整容的大镜子，人们走过会稍停。这一切还记忆犹新。抗战后同学们各奔东西，可能现在有的人儿孙满堂，也有不少人埋入黄土，令人喜悦与忧伤。我现在已是古稀之人，母校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蒙藏学校几十年来为祖国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人才。我们家族也和她结下了不解之缘，从二十年代起我们一家两代人中的十个人先后就读于蒙藏学校。

二十年代：我的丈夫白海凤

三十年代：我

四十年代三个侄子：白良儒白良玉乌风举

五十年代三个女儿：白燕、乌兰琦木格（白秦生）琪琴高娃

六十年代二个女儿：娜仁高娃、莎仁高娃

我的女儿白燕：内蒙大学副教授

乌兰琦木格（白秦生）：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

琪琴高娃：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

娜仁高娃：北京电影制片厂干部

莎仁高娃：北京呼家楼中学一级教师

白良儒：内蒙呼盟新巴旗离休大夫

白良玉：同上

乌风举（希那）：内蒙兴安盟食品公司离休会计师

我们的家族两代人的同学，虽然在各个不同时期，但蒙藏学校永远是我们的母校。现在老校址迁移，希望我们的后代仍可在新建的中央民族学院附中，我们原来的蒙藏学校继续学习成长吧！

难忘的一段回忆

郭忠雄（达斡尔族1950届）

解放初期，蒙藏学校党团组织公开化，学校的政治空气十分浓厚，人人争先恐后要求进步。我也和其他同学们一样不甘落后，积极靠近团组织，并提出了入团申请。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我被批准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进一步得到了团组织的关怀和教育，政治思想提高很快。

最难忘的是，七月一日晚，我校党团员参加了在北京先农坛召开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大会。大会开始不久，主席台传来非常振奋人心的消息，“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来到了会场，现在请毛主席讲话”。会场立即沸腾起来，人们高呼“毛主席万岁”！幸福欢乐的心情久久不能平息。“同志们......，同志们......”毛主席洪亮的声音，传入了我的耳朵，不！是流入了我的血液和心脏！这是我亲临现场听到的毛主席讲话!当晚我一夜不能入睡，会场热烈的气氛和毛主席亲临大会的讲话，在脑海里翻腾，使我激动万分，这时的心情是难以用语言文字表达的。我暗暗下定决心一辈子跟党走，听毛主席的话，争当光荣的共产党员。

50年朝鲜战争爆发，党号召抗美援朝，我响应党的号召，投笔从戎参了军，当上了守卫首都的防空兵。后又入朝参战当上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实现了入党愿望，当上了一名军官。转业后，我积极学习工商业知识，钻研经营管理，不久当上了企业领导干部。在平凡的岗位上做着平凡的工作，虽然没有学历更没有学位，但我把一生交给了党!献给了保卫国家，建设祖国的事业。

回首往事没有遗憾！我没有辜负母校的培育之恩和老师同学们的期望！我取得的一切成绩完全是母校党团组织培养和教育的结果，也是我在母校打下坚实基础的结果！

在学校时难忘的几件事

荫禾 乌云塔纳（蒙古族）

一、48年考入蒙藏学校后，第一件事就是学习扭秧歌。由云曙碧老师指导，由阿日和纪映名打头分成两队交叉进行，晚间打着灯笼非常壮观，好像两条巨龙在欢腾。那几天，锣鼓一响同学们就放下手中的功课，到大操场上集合，排好队形，就开练了。后来在庆祝西藏和平解放和庆祝北京社会主义改造大会......等活动中都派上了用场。在庆祝活动中，我们从西单扭到东单也不觉得累，虽然扭得满身大汗，心里也很愉快，老百姓看到这些学生穿着灰制服，动作划一，精神百倍，都交口称赞，我们也很高兴。

二、51年春日里，突然学校找学生会出40个人到前门车站完成一次接待任务。主要以一年级的小同学为主，由我带队。我们七点准时出发，到前门站才七点半。已有民委的人在站前等着我们，到站台上每人发了一束绢花，还有香味，民委的同志教我们喊口号：“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到底欢迎谁，不知道。这时很多中央首长均已到场：有朱德、李维汉、郭沫若......等。当时朱老总看见我没穿袜子，就给了我一块钱叫赶快买双袜子，我就跑到站小卖部花了七角钱买了一双布袜穿上，把剩余的三角钱还给了朱老总。

这时已经八点了，毛泽东号机车从东边徐徐的开了进来。火车停了下来，周总理大跨步的走到近前。这时车站内外，城墙上下全是警卫，看来情况是很严肃的。当火车打开门时下来二个小喇嘛，我们这才知道是班禅。周总理和他们握手并伴随着出了车站，迎宾任务才算完成，我们回校接着上了三四节课。

一、 国庆一周年时，我们早晨六点就起床，七点从学校出发，列队拿着旗子从西单向北到西四绕道北海金鳌玉栋桥，走景山前街，沙摊到王府井过东长安街一直走到天安门广场东侧公安部大门前等待开会。一直到中午也没开，学校的饭也送不进去，老师们就在公安部食堂买了两百个面包，发给大家当了中午饭，等到下午四点多才听到开会的信息，轮到我们过天安门时，已经五点多钟了，看着天安门上的毛主席，我们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当时我在队伍的最北边上，听清楚了主席台上毛主席问彭真市长这是哪个单位的，彭真市长答是北京蒙藏学校的学生，毛主席顺口就挥臂一声喊出“蒙藏青年们万岁！”我们很多人听了以后激动地流出眼泪。回到学校已经六点多了，草草地吃了顿饭，拿着锣鼓又回天安门广场参加联欢会去了。第二天从报上才知道，昨天是国家安全部门在前门楼附近破获一起间谍案——李安东事件，使国庆节安全渡过。

母校之恋

木拉提.苏里堂（维吾尔族1967届）

前身是国立蒙藏学校的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简称：民大附中），原坐落在北京市西城区西单街小石虎胡同内，东边与中央电报大楼一街之隔，我们每天都能看到和听到楼顶上那座巨大的有着四个面向的时钟报时，西边与西单闹市相邻，南边的小石虎胡同与西长安街平行，北边与毛主席最尊敬的老师徐特立先生居住的大院相望。这里绿树成荫，环境优美，她是我为之骄傲的母校，更是许多民大附中学子成才的摇篮。如像原国家副主席乌兰夫这样一些名人都曾在这所学校念过书。今天，她就像一位慈祥的世纪老人，正迎来自己的百岁华诞！

多么的光荣啊！一百年，对于我们来说，实在是太长了。多少个日日夜夜，多少个清晨和黄昏，朗朗的书声一次又一次的在民大附中的校园里回荡，我们的母校，为社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

我们是多么的幸运啊，四十八年前，刚从新疆各地小学毕业、还有些懵懵懂懂的我们，享受着党和国家对新疆各族人民的关怀，带着一颗充满好奇的心怯生生地跨进民大附中的校门，感觉一切都是新鲜的，她比起我们各自的小学母校可神奇多了，瞧，光是像单杠、双杠、篮球场等各类体育设施，玲琅满目，足够我们各自家乡的“小朋友们”羡慕了。这里还有当时更令我们倍加神奇的先进设施，学校的院子里有一台十七寸的黑白电视机，每天晚上我们都聚精会神地围坐在那台电视机前，观看北京电视台播放的各类节目和电影。这在当时是我们做梦都想不到的。同学们纷纷写信告诉家人这里看到的一切新鲜事情，说我们这里每天打开一个木箱子，看里面的电影呢。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的确很单纯、很幸福。

我们当时是民大附中初一年级，班主任是把我们从新疆各地招来一路带到北京的王良明老师。他是个湖南籍小伙子，比我们大上那么七八岁，很年轻，也很健谈，每一天，他总是第一个出现在我们的面前，问寒问暖，关怀备至。他对我们很严格，又总是语重心长地做我们的思想工作，教我们安心学习，不要想家。我们都很喜欢听他教诲，每次上思想政治课时，许多同学都会争先恐后的回答他提出的问题，王老师又总是鼓励我们说出自己的真实的想法和理想。我们的语文老师是杨进铨老师，少数民族，但他的汉语非常好，他喜欢望着天花板的某个角落说话，给我们孜孜不倦地讲述每个字词和各类成语典故的来历，课堂气氛非常活跃，大家喜欢叫他杨先生。还有给我们教数学的幂茂若老师，也是一位非常认真的好老师，听说她是王光美的同学，每当我们有了点进步，她总是不忘表扬和鼓励我们。如今，我们已离校近半个世纪了，学校的很多领导和老师我们都还没有忘记。这里讲述的是我们上初一年级时的情景，第二年的六月份，也就是1966年的六月份，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停课了。一时间，学校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很快，所有单位和学校也都贴满了大字报。不久，大字报和大幅标语也上了街。我们看大字报从学校看到大街上，慢慢看到北大、清华等高等院校里去了。总结我们这些少数民族学生这段时间的收获，就是通过看大字报，我们认识汉字的数量和速度有所提高，但其他课程的知识教育处于停顿甚至倒退状态。这样足足折腾了两年，到了1968年上级号召复课闹革命，学校积极响应，我们才有机会坐回圣神的课堂，把流失的时间和知识夺补回来。老师们用您们辛勤的汗水浇灌着我们，引领我们在知识的海洋里吸取营养，乘风破浪！尊敬的老师们，我们多么爱你们！

还有那些可爱的初一班即后来的“红十排”的同学们（因“文革”中解放军入驻学校实施军训，各班级按部队编制编排，加上红太阳普照大地，我们初一班被称为“红十排”），是你们陪伴我度过了快乐的中学时代，使我的每一天增添了许多快乐，课堂上，留下我们的朗朗读书声；校园里，也留下我们的欢声笑语。现在想起，这段时间的确非常甜蜜和宝贵。

我们离校各奔东西虽近半个世纪了，同学们也都在各地成家立业，回想起来依然感慨万千，因为那里有我们的欢笑，也有我们的泪水（不少同学因想家梦见家人哭醒过多次）；有我们的幸福，也有我们的苦涩；有我们的懵懂，也有我们自我陶醉的不少了不起的成绩．

我们离校后，有的同学去了农村，有的同学去部队当兵，有的去工厂做工，加上又是奔赴全国各地、新疆各地，民大附中初一班的同学能聚在一起就更不容易了。这次民大附中百年校庆，的确给了我们非常难得的机会。这就是母校啊，把自己的孩子们都叫到一起，来这里大团圆了！

我们离开学校走上社会以后才感到命运的不公和差异，因为我们连初中都没上完就走上了社会，只有我们中的那位同学能凭着自己的努力辛辛苦苦地考上某个大学时，我们才知道咱们附中的学生真的是很不容易，工作也好，上学也好，真的都很努力。因为能够去上大学读书的附中初一班的同学的确是不多的。

怀念在民大附中的日子，那里有我们的青春，有我们的梦想，还有我们美好的回忆；

怀念在民大附中的日子，一个不知城市是啥模样，只会在山里放牛放羊的孩子，一个成绩很普通的初中学生先是到部队锻炼，后进入大学的大门，终于步入正轨。

怀念在民大附中的日子，便宜可口的附中民族小灶，比大学宿舍还好的公寓，美丽的校园景色一点不比大学差，因为该校校园曾是明崇祯时任辽东总兵，后封汉中王，济王、平西王的吴三桂之子的豪华住所，并不比皇帝的御花园逊色。

怀念在民大附中的日子，因为那里有各族老师的谆谆教导；封封家书中家长的殷切希望；还有我们不知天高地厚的新疆各地各民族孩子的想法和做法。

怀念在民大附中的日子，因为那里有很多柿子树和其他果树，晨读或复习功课时，经常三三两两地来到校园的树荫下或长椅上静静的背诵诗文、数理化定义或看书。

怀念在民大附中的日子，一天三操，早操、课间操和每天下午下课时的眼睛保健操，这在大学里是见不到的待遇。

怀念在民大附中的日子，因为那里水房打水、澡堂洗澡都是免费的，大学都不曾有过样的享受。

怀念在民大附中的日子，怀念我那可爱的初一班即后来复课闹革命时的“红十排”，怀念我的那些同窗，相信很多同学早已成才，成家立业，事业有成，大多同学已养老退休，成为爷爷奶奶，子孙满堂，过着天伦之乐的日子。

怀念我们那时的老师，时时想起你们，想起你们对我们的谆谆教诲，很多教诲能让我们受用终身，如，“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就是其中一条；想起你们对我们传授知识，让我们通过努力进入大学之门，我们都非常感激，没有你们，就没有我们的现在。

离校之后才知道，我们的民大附中始终是最好的。

怀念教过我们并给予我们鼓励的校领导和老师们（王明校长、赵柸章主任、王良明老师、杨进铨、戴民强等老师），也不知道你们现在是否还站在民大附中的讲台上？非常感谢你们在我们民大附中的生活中给我们增添了人生的激情和动力。

走过后才知道路的艰辛，怀念民大附中的点点滴滴，怀念我的母校和我在母校时的梦。在别人的眼中，勤奋、刻苦、执著、脚踏实地都是优秀的品质，可在民大附中眼里，对于民大附中初一班的同学而言，那只是一个人的本能，一个有志者的本能，因为学校因“文革”没有教完全部课程。

听到母校的百年校庆，我们从数千里之遥的新疆各地祝她生日快乐!在过去的民大附中这几年里，和我们相处时间最多的，除了同班同学，也就是以上提到的那几位老师了。小学时，老师的概念很模糊，初中时老师很严厉，而大学时的老师又是那样的遥远。对于我们这些因“文革”的原因没有读上高中的老初一而言，在民大附中求学的那段特殊的时光，让人怀念，让人感动。和老师一同奋斗的忙碌的日子，如今想起来，还是那么真切。过去没有过，我想，以后也很难有。它必将成为我们宝贵的人生财富而被珍藏在心底。岁月之于它犹如时间之于美酒，越久越令人陶醉。民大附中时的老师，对我们而言，是小学式的朋友和大学式的辅导员，除了拥有时的珍惜，便是失去时的怀念。他们那一次次的谈心，一次次的心里辅导，一次次解答难题，一次次的对我们的鼓励……他们不仅要给我们传授知识，还要让我们坚定信念，为目标奋斗。在民大附中求学的那段短暂的特殊的日子里，他们陪我们同行。如今，我们大多都已过了花甲之年，己踏上新的人生旅程，前面的路会更坎坷，但只因有他们的教导永驻心中，我们坚信——厚茧的脚能走更长的路。在此，我们真诚地感谢母校的培养，老师的付出，也再次祝贺母校百岁生日快乐!

永远的记忆

——纪念中央民族学院附中建校百年

四连三排全体同学(1971届)

1968年9月，我们这些十三四岁的孩子到了小升初之时，当时正值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逐步深入开展之际。由于运动的定义是“文化革命”，当时的教育体制首当其冲地被列为批判对象，于是，我们这批孩子没有经过任何考试，就近升入了中学——中央民族学院附属中学。本该是认认真真地学习，掌握更多的文化知识，然而，一入学面对的却是校园里满院墙形形色色的大字报和一对对臂带红袖章、高举毛主席语录、高喊打倒一切封资修的大哥哥和大姐姐，空气中《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的音乐不绝于耳，仿佛置身于一个热闹非凡的大集市一样。

在当时，“文革”进行得如火如荼，突出政治是第一位的。学校的老师大多不是被打倒，就是靠边站。许多文化课被政治学习所代替，从教室中传出的不是毛主席语录歌就是革命样板戏的唱腔。“读书无用论”泛滥，无政府主义横行，文化课时有时无。尽管如此，我们这些渴望吮吸知识的奶水、嗷嗷待哺的孩子们，还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艰难且坚强地成长起来。

当时，出于政治的需要，提出了“工人阶级要占领上层建筑”的口号，于是，军人宣传队和工人宣传队就自然而然地进驻了学校。学校把所有的班级改编为部队的编制序列，一个班被叫做“排”，我们所在的班级叫做九连六排，后来由于高年级同学毕业，又被改为四连三排。无论称呼怎么改，三年的中学时光，我们每个人思想上都留下了深深的历史烙印，然而，更多的还是对青春年少时代的美好记忆。

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基于政治的要求，对一个同学的基本评判，首先要看其家庭出身，再看其政治表现。出身“红五类”的同学，占尽天时、地利，一切事情都好办，就是犯了重大错误也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而出身非“红五类”的就另当别论了。能不能加入红卫兵，是对他们最初的政治考验，能不能加入共青团则是对一个同学在中学时代政治上的最终评判。一些同学由于出身问题，上学时遭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困扰，以致在毕业分配时都不能得到公正的对待。

在当时，一个排为一个红卫兵中队，赵莉萍同学一入学就被指定为红卫兵支队长。吉铁英、刘刚、秦晓文、王建国、唐桂云、黄建功等同学先后担任过排长的职务，可谓干部苗子。石小光、冯宏图、高志敏、常建国、陆翔等同学为基层领导——班长。到毕业时，只有刘刚和吉铁英同学加入了共青团。而最为称道的则应是李智信同学，身残志不残，在班级中担任学习马列主义哲学小组的组长，被同学奉为“先哲”，戏称“铁拐李”。许是“文化革命”的内涵被扩展延伸，文体活动广泛，我们排涌现出了一批文体人才。像能歌善舞的吉铁英、石小光、冯宏图、罗新欣、张露嘉等被招进学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罗新欣、陆翔、唐桂云还被选入学校篮球队。实话说，在那个“知识无用”的年代，文体活动开展得倒是蛮活跃的。除此之外，学军、学工、学农等也成为丰富的学习内容和在那个年代学校教育的一道颇为靓丽的风景线。

学军，在当时是我们必不可少的一门功课。除了每天在操场上跑步、练队外，一年夏、冬两次的郊区野营拉练也是学军的主要内容。炎热酷暑的夏季，冰天雪地的寒冬，我们喊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翻山越岭，站在长城上振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长途跋涉，啃着干粮行走在北方农村蜿蜒崎岖的小路上；加上“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引，我们挖防空洞，托砖坯……现在想想，这些学军项目既锻炼了身体，也磨练了意志。1969年国庆节的游行，检阅了我们步伐的坚定有力，1970年的天安门广场组字，验证了我们行动的整齐划一。在即将毕业时，先后有石小光、户建平、刘小放、尚白桦、梁秀康、奔腾等同学投身军营，实现了他们在学军中的诺言。

随着“文革”的深入，文化课中诸多的内容受到批判，加上工人宣传队进驻了学校，于是，学工也成为我们学习的科目之一。尽管我们谁也没有拿过电烙铁，但是，虚心地学习让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掌握了焊接的技艺，向工人师傅不但学习了技术，更可贵的是向他们学习了认真负责的态度，吃苦耐劳的品德和艰苦朴素的作风。由于表现突出，毕业时，吉铁英同学就被留在了校办工厂。

遵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学农，也成为我们学习的必不可少的一门课程，更是三年中经历最多、印象最深的往事。不仅仅是因为经历得最多，而是由于我们有同学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在最高指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号召下，刚上初中一年级的我们就背着背包到北京郊区顺义县参加麦收劳动。初到乡下，一切既陌生又新鲜，因为意外，时任班长的高志敏同学不幸落入水坑溺水身亡，这给我们年幼的心灵带来了许久挥之不去的阴影，也在我们年少的记忆中留下了深深的痛。尽管如此，三年中每逢三夏，我们还是照常要到农村去，帮助农民拔麦子、捡麦穗、插稻秧、收杏等。对于我们这些生长在城市里的孩子，这样的劳动，叫做学农也好，夏收也罢，或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都不失为是一种从小加强劳动观念、培养劳动热情、锻炼思想、坚定意志的好的教育方式和方法，为将来走上社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王健、王建国等同学在毕业时真的将他们学习的课堂落户到了那片“广阔的天地”之中。

1971年复课闹革命开始后，许多老师重新站在讲台上，精神焕发地准备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增光发热，像班主任楼宇生，像英语老师邱永仪，像数学老师胡玉芬，像化学老师詹国杰，像语文老师欧阳文，像政治老师王良明，……虽然这些老师有的已经不在了，但是，他们的名字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里，不单单是他们的教授带给我们丰富的知识，更是他们的为人影响了我们的一生。同学们也加紧地学习各课文化知识，努力把失去的损失补回来。然而，时光荏苒，光阴似箭，转眼就到了毕业的时候，我们就要离开学校，走上不同的工作岗位。

在当时那个年代，一切以突出政治为中心，以家庭出身为准则，所以，同学们在分配工作的时候也不免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像卢京、程家勤、唐桂云等同学被分配到了北京市二商局，从事副食品的销售工作。像秦晓文、张小波、诸葛泓、陆翔、吴英奇、李九雨、翟国兰、赵莉萍、龚晓钟、王宝仙等大多数同学被分配到了工厂，变成了真正的“工人阶级”。当然，在影响之外的也有，其中刘刚、罗新欣、冯宏图、夏佩兰等4名同学就“与众不同”地上了高中。离别之际，同学们互道珍重，从此，四面八方地投身到建设祖国的各行各业之中。

这些往事已经过去了40多年，现在回想起来，那些沉甸甸的记忆仍令我们热血沸腾、百感交集。我们怀念附中的一草一木，我们怀念在附中的分分秒秒，我们怀念在附中学到的点点滴滴，我们怀念附中老师的谆谆教导……

附中，是培育我们成长的摇篮，从这里，我们懂得了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爱与恨；附中的老师，用他们的正直和善良规范了我们人生的轨迹，用他们的知识和阅历丰富了我们的头脑，用他们的勇敢和无私指引我们走到了今天。

忆往昔，峥嵘岁月，但是我们对附中的感激不变；看今朝，我们虽已年过半百，但是对生活仍然充满美好的希望和憧憬；想未来，我们发自内心地祝愿附中取得更大的成绩，为祖国的强大培养出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虽然我们在附中只学习了三年，但是，就是这三年却成为了我们永远的记忆。

民院附中——我们永远爱你！

我的摇篮我的家

黄元碧（1982届）

恩师从北京打来电话，邀我在母校中央民族大学附中百年大庆来临之际写点关于附中的回忆。我心里有太多的记忆在涌动，三十年前在附中学习和生活的许多场景和片段又浮现在眼前，只是要把它们落成文字，一时还不知从何写起。

梳理这些记忆，还是从喜从天降的1979年夏天说起吧！虽然离开母校三十年了，但一些难以忘却的记忆，依然那么清晰，仿佛就在昨天。

1979年，我16岁，初中毕业，恰逢中央民族学院附中（母校当时的校名）首次到贵州招生，一纸录取通知书从北京飞到小山村，让我喜极而泣。当时连县城都没出过的我，要一下子从偏远的山村到首都北京去读书了，幸福来得太突然，让我简直不敢相信是真的。可那一切又的的确确是真的。于是，小山村沸腾了！整个县城沸腾了！离开家乡的那天，校长特意叫来学校的腰鼓队，敲锣打鼓为我送行，欢乐的鼓声和亲人激动而难舍的泪水交织在一起……。几天后到了北京，看到了雄伟的天安门和人民大会堂，我都还象是在做梦。

当时的母校，坐落在北京西单小石虎胡同33号，校园并不大，却烙满了我成长的足迹，盛满了我青春的欢乐。在那里，我遇到了我一生中最敬爱的老师和最难得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们，那是我一生中最值得回味的经历，也是我最珍贵、最珍惜的精神财富！

当时的校园，由一个个相对独立而又相通的四合院组成，教室、宿舍、办公室、医务室、图书室、实验室、以及食堂分别在不同的小院儿，唯一宽敞一点的是那个灰土地面的操场。每天清早，铃声一响，我们就迅速起床，快速洗漱之后就冲到操场列队出操。有时跑步还可以跑出校园，跑到电报大楼、新华门，甚至到天安门，边锻炼边欣赏长安街的美丽，再回来吃早餐，然后上课。虽然累点儿，却很开心！

那三年，我和同学们一起出操锻炼，一起苦读求知，一起嬉戏打闹……，无忧地生活、快乐地学习和成长。老师们的谆谆教导、悉心照顾，使我们不仅学到了知识，还学会了象兄弟姐妹般相处，学会了独立，学会了上进，学会了与人沟通……我们虽然远离家人，却从未感到孤独，是“附中”这个大家庭让我们感到无比的温暖！我们曾穿着各具特色的民族服装接待外宾，曾到人民大会堂过年。我还荣幸地参加了1981年全国少数民族青少年科技夏令营，与来自全国的少数民族青少年一起登长城、爬香山。在那个年代就乘上波音737飞机飞上天空，体验在蓝天翱翔、俯瞰大地的感觉。我们还受到万里、杨静仁等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那时，我情不自禁写了一篇短文抒发喜悦与幸福感，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节目“小喇叭”播出。我还清楚地记得，和我同乡的同班同学黄瑞年当时也参加了在北戴河举办的一个活动，还给我带回来一个红红的大螃蟹。

1982年，我们毕业，不得不离开母校“附中”了。我回到家乡贵州，在贵州师范大学继续深造。1986年大学毕业，我分配到贵州省凯里市第五中学任教，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我非常喜欢张暴默唱的那首《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我以母校老师为榜样，认真执教、积极探索，辅导学生制作的生物标本曾参加市科协的科技作品竞赛并获优秀作品奖，参加全市青年教师优质课件竞赛获生物科一等奖。我教过的学生有的已到国家公安部的重要部门工作，十年前我去大连进修路过北京，学生还特意接我小聚叙旧。

1992年，我调到贵州民族学院（现已更名为贵州民族大学）工作。虽然只是一所普通高校，却是我们贵州的民族教育最高学府，因此我也感到很荣幸。况且，我享受过民族政策的恩惠，又辗转回到民族高校工作，说明我这辈子我与“民族”二字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些年，我也是带着一颗感恩的心一直在努力地工作，先后担任院办秘书、秘书科副科长、科长，图书馆办公室主任、阅览部主任、民族文化展示部主任等职。曾被评为“优秀党员”，6次业务考核成绩优秀。曾被派往大连理工大学图书馆干部进修班、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中美图书馆馆员高级研究班进修学习，公开发表图书情报学学术论文10篇。2005年参与同学贺卫光博士主持的国家民委课题《关于云、贵、川等省民族关系的调研分析与对策研究》，获国家民委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调查报告二等奖。2008年晋升为副研究馆员。

一晃三十年过去了，我们的人生走过了大半。在自己年近半百，母校也即将迎来百岁生日之际，我心中有太多的感慨：感慨岁月如梭！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我们的子女——“附二代”们许多都长大成人，超过了我们当年的年龄；感慨民大附中的幸福时光对我一生的影响，让我始终带着一颗感恩的心积极奋斗、努力工作，成为对党的民族教育事业有用之人。

我想对母校及老师们说：感谢您——民大附中，我成长的摇篮！我永远留恋的家！感谢您——我亲爱的老师！你们的教导和呵护胜似我们的父母！十年前我出差路过北京重返校园，曾撰文《民大附中，我成长的摇篮》在《中国民族》上赞美过您。文章虽然简短，文笔不敢自夸，但那是发自内心的对您的爱和感激。五年前，母校95岁生日，我们许多同学也情不自禁地相约去西单看看曾经的校园。我们对附中的热爱和对老师们的敬重始终不变！

如今我很庆幸自己能从事与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有关的工作，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地为贵州民族大学的发展壮大做力所能及之事。我参与建设的中央支持地方专项资金项目“贵州世居少数民族文献数字图书馆”不久即将建成验收，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上网访问、浏览。我将永远带着这颗感恩的心去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带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去探索民族文化的奥秘，去解读民族文化的内涵，为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尽微薄之力，给母校和老师们一丝慰籍。

我想对同学们说：我爱你们——我的兄弟姐妹！三十年前我们这群农村孩子相聚在北京，一起求知，一起成长，这是怎样的机缘？读上好学校，遇到好老师，那是我们一生最宝贵的财富，让我们永远珍惜！尽管离开母校以后，我们的同学当中有的成了博士、教授，有的身居要职，有的经商成功，而有的则在山村小学默默奉献……，但不管是做哪一行，我们都是母校的“乖孩子”，是母校的骄傲和慰籍！在我们之间只有这些亲切的字眼——同学、兄弟姐妹。我很高兴，在我们毕业三十周年的2012年夏天把你们都召集到了我们爽爽的贵阳，共叙师生情，同学谊。让我们珍惜缘分，增进友谊，尽管身处异地，我们的心却像天天在一起！

我想对学兄学姐学弟学妹们说：也许我们年龄悬殊、未曾谋面，不知道彼此是什么模样，但我们都是附中这个大家庭成长起来的孩子，身在天南地北，心都朝着北京——母校的方向！每每想起母校的点滴，都会有一股暖流在我们的心里流淌。愿学兄学姐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愿学弟学妹们学习好、身体棒，将来成为国家的栋梁！

一百年，是历史厚重的积淀，是母校崭新的起点！衷心祝愿母校越办越好，越来越美丽！让我们在母校百岁生日庆典上相见！

那是我的附中

伍建平（基诺族2003届）

今年的春天来得很特别，进入三月已是春雷滚滚，春雨润湿了大地，新的一年开始了。

回首附中，许多经历值得回忆。那时的我们正经历着成长的困惑和烦恼。特别是我这个西双版纳青年第一次踏上开往北京的列车，在列车上的那个夜晚，我久久不能入睡，父母的嘱托，首都的生活，我的学习生活又将是怎样的呢？还记得我们的班主任田应虎老师，他话不多却在我担任班长时教会了我如何担当。还记得我们的地理老师陈之新，她像母亲一样的关怀让我在首都有了家的感觉。还记得那个个子不高给我们上体育课却是雷厉风行的方金业老师，是他教会了我如何在风雨中前行。他们清晰的背影依然时时叩击着我。李海鹰、施洪麟、陈安安、王美子、唐尧、齐里拉姆等等，是你们对我的关心帮助让我虽在异乡却不再孤单。钟磊，还记得我俩常在周末一起凑钱到超市买块卤牛肉狼吞虎咽吗？巴乌龙你的烤全羊到现在也一直是我们2000届许多男生永远不会忘记的一道珍馐。那些年，附中的点点滴滴深深烙印在我们的脑海里。那些年，我们风雨同舟，一起前行！

2013年，新的征程值得期待。百年的风雨沧桑，百年的历史积淀，百年的薪火传承。在这个新的起点，我们每一名附中学子都应该思考，什么值得我们去追寻？我们将去往一个什么样的远方？我们需要坚持。我们将一如既往，用坚持去承载事业的光荣和梦想。我们需要平凡。我们将用改变和革新拆去内心的藩篱，去感受和收获朴实的感动，平凡一样可以树起丰碑！我们需要铸就一个精神的坐标。我们将以百炼成钢的勇气和坚韧去演绎希望和未来，我们将以自己的奉献和执着温暖世道人心，坚守理想和信仰。

二十世纪初的蒙藏星火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已呈燎原之势，让我们携手，再度启航，去迎接风雨，去拥抱春光！

青春·梦想·与你同在

谢宇（土家族2007届）

尽管离开母校甚至离开北京已经多年，但每每听到从那个地方传来的好消息，总不免欢喜。仿佛蕴藏在每个细胞深处的“附中情怀”都会被唤醒，然后对着电脑屏幕或对着电话听筒嘴角弯弯，连眉眼也在微笑。却也会感慨，想起曾经陪伴它经历的那些峥嵘岁月，现在校园里的那些孩子们并不会懂得。

常听老同学抱怨，说我们没赶上好时候。我们去的那会儿教学楼都没有，连教室都是冬冷夏热的几排平房。学习环境不如现在，学习氛围也不如现在。想我这个当年的好学生，也没少上课睡觉自习开溜。学校下大力气改革是从我们之后的08届开始的，所以现在管08届以后的学弟学妹们叫“新生代”，我们07届以前的自然就是老生代了。

朋友笑着问：“所以我们这些老人算是被抛弃了吗？”

我笑了笑，问她：“附中比起其他高中最优越的地方在哪里？”

她几乎不假思索：“历史啊，百年的历史。”

“所以，她是不会抛弃我们的，因为我们也是附中历史的一部分。”

朋友似乎觉得很欣慰的样子，终于也笑起来。

其实我当然了解这样的情结。附中的三年是被我们镌刻在心底里的，是每每取出回味都不会觉得烦腻的时光，我们当然不会忘却它，同样的，我们也希望自己不会被它忘却。但事实上，很难。太多的我们没有获得卓越的功勋，我们无法在历史的洪流中留下自己的影子。无论附中对于我们怎样重要，我们于附中的发展还是无足轻重的存在。就如同我们之于历史。但那又如何呢？至少我们曾经同在、共生过。

时光宛如美酒，越老越有滋味。而今当我们离那段青葱岁月越来越远，才越发感觉到那样醇厚难得的滋味。上回去北京是出差来跟一部电视剧的筹备工作，时间比较紧，也没通知朋友，只是随意在网上发了个状态，没想到热心的老同学马上说要组织几个人聚聚帮我接风。我本身并不喜社交，要聚的又是几个学生时代并不算太熟的，去之前很有些忐忑，怕到时候没话说气氛尴尬。结果是我多虑了。笑的，说的，都再自然不过，竟像是当年课间那十分钟的感觉，只要上课铃声还没响，这个空间就会一直这么热闹下去，永远不愁没话讲，也永远不愁没人听。如今我们虽在不同的城市，有着不同的工作和不同的生活，但毕竟，我们有过一段同样的青春。

青春是一种特权，是一种即便你做着再疯狂的事也不会被耻笑，再奢侈的梦也不怕被惊醒的美好。还记得当年斗志昂扬地通过竞选进入学生会成为宣传部长，与其他几个同样志趣的战友一起并肩奋斗的日子。再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高中，能将学生事务全部交给学生自主管理，于是我们一起在那个简陋的音乐教室里开过许多个会议，做过许多张海报，甚至还举办过一场进入民大礼堂的像模像样的文艺演出。从节目的海选到最终的演出汇报，我们牺牲了无数堂自习课，也无数次压着熄灯的点儿回宿舍，就算是吃着路边摊时也没有忘记憧憬最终那个灯光璀璨的时刻。然而，我们无比期待忐忑着的那一天，无论成败与否，都早已成为过去。或许如今很难有人还记得当初有过那样一场文艺演出，但至少我们这群人不会忘记。那里曾经孕育着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友谊，甚至还有爱情。后来的故事，不说曲终人散，却也物是人非。有人远赴重洋，有人回到家乡，有人还在为梦想坚守，有人已经初为人父……直到今天，百年校庆的日子，我们约好重回母校，重新去缅怀已逝去的青春。

如果说他们承载着我的青春，那么另外一拨人便可以说是承载着我的梦想。那时学校还并没有学生开创社团的先例，但当时身为宣传部长的我与另外几个同样爱好文学的同学却开始了创建自己的文学社的尝试。很庆幸，学校领导对我们的想法大加赞许并且大力支持，这才有了后来的“彼岸文学社”。这名字也是我们一起想出来的——梦想在彼岸。可以说这么多年来，我便是一直怀揣着这个最初的梦想，以“落木伊人”为笔名，出版自己的小说，做影视编剧，才终于离当初梦想的彼岸越来越近。我喜爱、并且怀念那段纯粹的时光，文字的重量不会被用金钱去衡量，也不必在意或迎合别人的想象，就是那样三三两两几个人，捧着各自的文章品评交流，那时我们稚嫩的文字还远没有那样摄人心魄的力量，但我知看着它们的那双眼睛足够真诚，足够明亮。后来离开学校，也没忘记打听文学社的消息。听说后来发展得很好，心里十分欣慰。我很感谢每一代为它付出过心血的校友们，谢谢你们保留住这团梦想的火种，也希望你们能够把握住纯粹写字的这些日子，因为无论以后你从事什么工作，你都会无比怀念它，会怀念当初在那岸执笔微笑的心境。

最后，衷心地祝福母校越来越好。即使我们青春不再，你仍会永远年轻，与美好。

隐形的翅膀带我飞

张章（蒙古族2009届）

“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是2009年北京市高考作文题目，相信2009届的学生每每看到这句歌词,仍会回想起当年高考的点点滴滴。四年前我从民大附中毕业，那次特殊的高考，是我一生中最珍贵的回忆。现在回想起来，竟像是昨天发生的事。

民大附中，对于我而言，着实有着太特殊、太深刻的意义。可能所有在民大附中读过书的学生都会这样形容自己的母校，它不仅是一所学校，更是一个大家庭。这样的形容看似太平凡、太普通，可这是对民大附中最真实的解说。是的，大家庭！我们从全国各地、四面八方相聚于此，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共同为了我们人生中第一个重大的理想而奋斗。三年，对于一个刚刚16岁的学生来说是多么漫长，心中对于远离亲人和家乡的生活充满了忐忑与不安。三年，对于一个将从这里毕业，踏上人生新征程的学生来说，又是多么短暂，心里满满的全都是对这座校园、这座城的留恋与不舍。在民大附中的三年，让我们成长，让我们快乐，让我们的人生仿佛比别人多了些许亮丽的色彩。因为我们坚信无论未来我们走到哪里，这个大家庭总会把我们牢牢连接在一起，作为我们温暖而坚实的强大后盾。在此百年校庆之际，我没有过多的华丽辞藻来祝福母校，只想与大家共同分享我当时最真实的感受，让大家与我共同感受民大附中像母亲一样赐予她的儿女们的无限关爱与照拂。

顺利考入理想的大学应该是每一位学子的梦想。然而，就在备战高考最紧张的日子里，2009年6月2日中午，我却突然感到胃部剧烈疼痛，被送往海淀医院进行治疗，确诊为消化道穿孔。当得知必须马上进行手术，并且可能无法参加高考时，我终于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三年前，我从内蒙古来到北京，满怀信心与希望，憧憬着三年后与同学们共同迈入考场的那一天。可是高考在即，我却要与它失之交臂。这对于只有一次在京参加高考机会的我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我躺在病床上，哭着喊着说：“我要参加高考，我要高考！我不想做手术！”可是医生说：“如果你再不配合治疗，我们就要给你下病危通知书了！”我顿时感觉自己像被判了死刑一般，三年来的努力瞬间即将化为泡影。但是考虑到生命安全，我还是被推进了手术室。

6月3日凌晨，手术顺利完成，但术后几天都不能进食，只能靠输液维持体力。我本想按照高考的作息时间安排生活，可术后一直持续低烧、再加上中度贫血，整天都昏昏欲睡。看到我虚弱、痛苦的样子，爸爸、妈妈也产生了放弃参考的念头。我自己虽然嘴上说坚持，但心里已经开始怀疑自己，可这难得的在京高考机会不允许我说放弃。爸妈决定能否参加高考要征询医生的意见，医生提出经过几天的恢复可以参加考试，但必须要有特殊的救护措施，以防止发生低血糖晕厥、甚至休克。在这艰难时刻，学校以及海淀区高招办和海淀医院都为了我能顺利参加高考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术后第二天，班主任刘老师便赶到医院来看我。她坐在病床边拉着我的手说：“孩子，没事的。你一定能参加高考！”那个“一定”说得格外有力，格外坚定。在以后的几天里，无论在学校工作到多晚，刘老师都坚持每天来看我。全班50多名同学在考前最紧张的时候为我亲手折了千纸鹤，每个同学都写下了祝福的纸条，委托班主任带给我。“相信你是坚强的，这几天好好养病，好好休息，和我们一起参加高考”；“我们是一个集体，大家在高三（1）班都是兄弟姐妹，我们是你强大的后盾！”；“你又不是一个人，要数着我们的纸鹤，搂着爱与希望，快快恢复健康！”；“好姑娘，手术是不是很痛呢？没关系，要坚强，爱你的人都陪着你、牵挂着你。那只粉色的纸鹤是我折的，就等着高考丰收吧！”；“一定要坚强，赶快好起来，我们要一起参加4天后的高考。相信阳光总在风雨后，我们的梦想将在4天后振翅腾飞，加油！”；“我们的祝福都在小纸条上了，全班一起折星星、折纸鹤的场面可好玩了，别太想我们呀！”。班主任的祝福也在其中：“真想不到你如此的坚强，平时的剧痛不知你都是如何化解的。一直到现在我们还在想，手术前、手术中、手术后，你都是如何克服的。有这样的勇敢，你一定能微笑地面对所有的困难。好好休息，好好恢复，考场上再见你的勇敢！”我的眼泪又一次滴落，这一次，不是绝望，不是悲伤，而是鼓舞，是信心。不仅老师和同学不断地为我加油，连教导主任，书记，校长也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到医院亲自看望我。后来，在我参加高考的两天当中，学校还特别安排校医和老师早早在考场外等候，为我加油鼓劲，确认我的身体状况良好后才放心。

终于，在大家的帮助与鼓励下，我迎来了6月7日，走进了一个人的考场。在这个考场的背后，融入了多少颗爱心！那么多的人，为了帮助我实现一个小小的心愿，而着急、奔走、忙碌。是他们为我所做的点点滴滴支持我坚持下去，让我懂得什么是坚强，什么是大爱，什么是不抛弃、不放弃。

这些都是我看得见的付出，我没有看见的应该远远超出我的想象。在全校都在为高考奋战的紧要关头，学校上上下下的老师们的忙碌与紧张可想而知。我这个时候生病，对我自己而言是麻烦，对他们而言何尝不是呢。但是，他们面对我这个“大麻烦”，没有丝毫的埋怨和批评。要帮我联系安排特殊考场等事宜，他们打了多少电话，做了多少沟通，我都不得而知。我只知道，附中的老师们为我付出了太多太多，但他们说的太少太少。当我高考完坐着轮椅回到学校参加毕业典礼时，所有的同学和老师给我的全部都是温暖的问候和祝福。现在回想起来，那段艰难的日子过后，人们都夸我坚强、勇敢，可是我自己心里一直在想，到底是什么支撑着我坚持下来，可能有我对这仅有一次的高考机会的坚持，但是更多的，是来自我周围的力量。这些有形的、无形的力量一齐奋力支撑着我，向上托举着我，不容许我放弃，不容许我松懈，更不容许我跌落受伤。

高考结束后，我的身体也逐渐恢复，可以出院了。仰望头顶的蓝天与烈日，我忽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澄澈与温暖。虽然这个突如其来的意外不是我想经历的，但通过这次特殊的高考，我对人生、对整个社会、对周围的人和事都有了新的认识。“和谐社会”、“人性化关怀”、“民族大家庭”这些词语从前对于我来说，是官腔的词语，而现在，我懂得了它们丰富而真实的内涵。我这次收获的不仅仅是成绩和分数，更多的是人生感悟和对社会的认知，这是我一生当中巨大的财富。

在大家的帮助下，高考这一关我终于跨过来了，我来到了我的第一志愿，四川大学。到了新的环境，不免又要开始一段新的适应期。我也时常会想起当初刚到民大附中的我，那时的校园，那时的同学和老师，然后心里会心一笑。不能时常见面，但却总是想念。这就是最真实的眷恋之情吧。大二时，民大附中20年前的校友在成都聚会，民大附中的陈老师特意给我们几个在川大的民大附中校友打电话，让我们一起过来聚会。聚会上，在他乡还见到了两年没有见到的孙老师、方老师以及已经退休了的老师，还结识了老校友，心里那种暖洋洋的归属感，真的让人感怀。我们就像是风筝，民大附中就是线，无论我们飞到哪里，那根线都能让我们找回自己的家。

又到一年毕业时，依依惜别的一句句“珍重”“再见”又让我回想起2009年那个特别的夏天。如今，我即将从四川大学毕业，踏上人生的下一段征程。而我挚爱的母校——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也即将迎来她的百年生日，迈入一个崭新的时期。感谢我的母校民大附中——我最坚强的后盾、给我温暖的大家庭。在这里，我不仅学到了知识，更体会到了这个多民族大家庭里的温暖与关爱。作为附中的学子，将来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不会忘记附中赋予我的人生财富。感谢你，民大附中，这个充满爱与温情的校园，为我插上一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给我希望。愿你在新的一百年里绽放出更加璀璨夺目的光芒！

想“家”

常远（满族2012届）

一直想写下一篇日志，却总是被一些杂事冲掉，今夜，看“楚爷”（即张楚，女）的日志却如寒冬的一股热流瞬间温暖了我被大学摧残的身心，让我恍然知晓，在我烦躁、苦闷、无处宣泄时，还有家在地铁的下一站等候着我，还有紫校服的兄弟姐妹——我们的“家人”们，在默默的共同怀想我们三年高中的共同时光。

上个周日，坐在团校返程的车上，窗外是灰色的雨，才只到万寿寺，我便倏地坐直了身子，望着窗外广源大厦、八一剧场的一点点接近，当车掠过熟悉的胡同口时，惊喜地拽着我身旁同学的袖子，低声惊呼：“看！从这个胡同进去就是我们学校！”她对我启程时路过民大就激动已经不耐烦了，问道：“我真不明白，你怎么对你高中感情这么深？我以前路过家门口都不会像你反应这么大？！”我知她不耐烦了，便也不作声了。这是心中的激动却依旧不停，我想，那是因为我们的“家”和别人的不一样。

因为，我们和别人不一样。我们在16、15甚至14岁就离开自己的家，绝大多数人半年才能见一次父母，我们乘机、坐船、高铁、特快抑或是大巴，以各种形式离开自己的省份，成为独特的“北漂”。

因为我们和别人不一样。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不同民族，北至黑龙江，南抵海南，东到山东，西达新疆，操着各种版本的普通话，小心翼翼的去试着和自己眼中的“怪人”相处，呵呵，那时，自己在别人眼中也是“怪人”。

因为我们和别人不一样。我们要忍着远离家的不舍，顶着年级里精英的压力，放下过去在家乡的光环，狠狠地打磨自己。

因为我们和别人不一样。我们放学不会回家，只能听着楼下不远处幼儿园每周五放学时的声音“亲爱的小朋友们，一周的时间又过去了，快跟爸爸妈妈回家吧，我们下周再见”，然后继续埋头奋笔；甚至高三短暂的寒假，很多人都窝在北京小旅馆的床上，流着眼泪笑着同父母通话拜年。

所以我们和别人不一样。我们遭受过打车时被载到人大附中的尴尬，我们遇到过别人听到我们校名时的茫然，所以，我们倍加努力，我们学校在海淀高考“一模”一鸣惊人，最终完虐高考，让别的学校知道我们、知道我们学校！

所以我们和别人不一样。我们学会坚强自立，学会并肩战斗，学会什么是真正的师生情、同学情。还记得早操迟到被袁老师罚跑圈吗？还记得每天必做的民族操吗？还记得每次一有同学拿回来一袋久久丫，全班的恶狼们一冲而上吗？还记得我们站在教学楼东边民族大学留学生公寓铁栏前等鸭血粉丝汤的外卖吗？还记得垄断资本家小卖店夫妻俩吗？……

回忆太多，回忆太美，终究我们还是再次分散。我很庆幸，现在距离“家”只是地铁的一站地，但我知道，每个“民附”人，不论走到哪里，不论身在何处，家就在心中，而我们的兄弟姐妹就在身边，这样想着，即使有多累、有多苦，便也能化之为嘴角一笑，道一声：母校，明年，等我！

4、母校发展

1）建设陵水分校（简介照片）

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海南陵水分校是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与海南省陵水县人民政府为实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优质、均衡、跨越式发展，按照“发挥优质学校的资源优势和品牌效应，快速提升民族地区学校的办学水平和质量”的指导思想，采取“协议管理、整体委托、自主办学”的方式，按照省一级学校的标准，联合创办的一所现代化公立全日制寄宿式高级中学。

优越的地理位置

海南分校占地面积200亩，地处北纬18度的陵水县椰林镇，与全球顶级度假胜地夏威夷、巴厘岛等处于同一纬度，海南省国际旅游岛先行试验区坐落于此。全年气候温暖，四季如春，拥有丰富的热带海滨资源和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

优美的校园环境

学校是一所按照省级示范校硬件标准建设的花园式学校，总投资近4亿元，拥有科技馆、游泳池等先进的教育教学设施。校园环境优美，自然条件宜人，人文气氛浓郁，交通便利，育人环境得天独厚。

雄厚的师资力量

海南分校拥有由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派出优秀的管理团队和教师队伍，民大附中本部派出的教师包括北京市骨干教师、海淀区骨干教师在内的一批优秀教师和学科带头人。与此同时，学校从内地高薪引进一批各学科骨干教师，又从全国各重点大学录用了一批优秀毕业生，他们大部分都具有硕士以上学位，从而构建了一支敬业爱生、业务精湛、视野前瞻、不懈追求的教师团队。分校校长由中央民大附中副校长兼任，目前学校的三位主管校长均来自民大附中，学校管理尤其教育教学管理完全由附中自主管理，附中成熟、先进的办学理念和管理经验将直接发挥示范与引领作用，从而实现海南分校的跨越式发展。

鲜明的学制特色

海南分校具有科学、创新的学制特色，每年学校在各年级选拔20余名优秀学子，接受我校独特的“2+1”的教育模式，即2年在海南分校就读，1年在民大附中交流学习。因此，学生既可以接受良好的教育，又可以和全国各民族优秀学子共同交流、学习、生活，结下良好的少年情谊，为一生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优质的学科课程

学校制定了科学、优质的课程体系，在完成国家级课程和海南地方课程的基础上，最大限度的引入附中优秀校本课程，以教育教学改革为动力，以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为目标，坚持“因材施教，打好基础，培养能力，提高质量”的原则，为满足学生全面发展、个性成长的需求奠定基础。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科学管理，使学校步入迅速发展的“快车道”；矢志创新，为学校建设插上腾飞的翅膀。现阶段海南分校正全面打造“以教学为中心，以德育为主线，以科研为先导，以师资队伍建设为重点”的极具特色的示范性学校。